10年前，香港人范徐丽泰高票当选香港临时立法会主席和港区全国人大代表。10年来，她一边主持着香港的立法会会议，一边穿梭于北京的两会现场。这名先后在港英政府时代和回归后任职的香港女高官，感受着内地和香港迥然不同的政治制度，见证了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在香港“碰头”实践的奇迹，从容游走于内地和香港政坛之间。
　　在1997年之前，香港市民都很担心回归后，自由度、生活方式会不会受到影响？有很多人还移民出国。现在呢，移民的人都回来了。香港10年里走过经济的低谷，现在正在慢慢恢复。
　　在家里，丈夫对我很包容；除了子女，他就是我最重要的人了。说到家务，其实我一点也没有做家务的自觉性。我很喜欢旅行，特别是自己驾车旅行，我小时候的志愿是做个货车司机。
　　范徐丽泰在香港政坛上大放异彩，是上个世纪80年代被港英政府委任为立法局议员时，不畏英美的阻挠坚决遣返越南船民。鲜为人知的是，她当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个演讲上，就已看到香港回归的前景，并为此有过一场精彩的唇枪舌剑。而上世纪90年代初在香港回归历史上引人注目的“一退一进”，却让她饱尝了政坛上的酸甜苦辣。
　　谈回归：
　　“和彭定康道不同不相为谋”
　　记者：上个世纪80年代，美英等西方国家曾要求香港接受越南难民，并不断批评香港。您当时为维护香港利益以一个女议员的身份站出来，挨了不少骂。
　　范徐丽泰：当时我在耶鲁大学演讲，现场200多人在听，只有3个人支持我，一个是我先生，一个是香港政府驻纽约官员，还有一位是女儿在香港读书的女士。我演讲完后，现场的200人都沉默了，没人能找出漏洞，最后一个越南人站起来反对。我就跟他说，我们香港回归祖国，我是完全有信心的，祖国是会对我们好的。
　　记者：1992年，曾由前港督尤德一手提拔从政的您，却因香港回归问题与当时的港督彭定康争吵，并当场同时辞掉行政局和立法局议员的职务。为什么这样选择？
　　范徐丽泰：1992年10月，彭定康抛出新的政制方案，说行政局议员不需要我再做，我就同时辞掉立法局议员。当时我和我先生的想法一致：我和彭定康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辞职还可以回家休息一下。
　　记者：辞职后，1993年您却重返政坛，毅然加入预备工作委员会。是出于什么考虑？
　　范徐丽泰：因为彭定康和中国闹得很不愉快，将来特别行政区成立一定有很多麻烦，平稳过渡并不容易。如果香港不能平稳过渡，谁受罪？英国人一走了之，就是香港市民受罪。香港在真正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却躲在一旁，我会觉得自己很对不起香港人，所以决定接受。
　　谈10年：
　　“最高兴是市民对我很认同”
　　回归后，范徐丽泰在香港政坛上大显身手，10年里三度当选香港立法会主席。这名曾经在香港理工大学低调工作的教师，逐渐成为香港政界数一数二的名人。在见证香港政坛20多年的风风雨雨后，她也在回归的10年里收获了最为欣喜的工作成果——大多数香港市民的认可。
　　记者：回归10年，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　　范徐丽泰：这10年对我来说，是不断锻炼的10年，有很多新的挑战。在我的政治生涯里，有两个里程碑。一个是1997年7月1日零时宣誓就职，我能够参与这一历史性的时刻，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。第二个里程碑是2004年秋天，我参加了香港岛的分区直选，这是一个新的尝试。最高兴是市民对我很认同。当时预想拿到3至5万票，后来竟拿到了6万票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想，应该是这么多年来他们看到我做主席不偏不倚，觉得我值得相信，这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，那一刻我特别开心。
　　记者：您怎样评价回归10年来，香港和内地的关系？
　　范徐丽泰：我做立法会主席，不能有什么意见。但我可以给你讲一个事实。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，在1997年之前，香港市民都很担心回归后，自由度、生活方式会不会受到影响？有很多人还移民出国。现在呢，移民的人都回来了。香港10年里走过经济的低谷，现在正在慢慢恢复。
　　谈基本法：
　　大陆法系普通法系“碰头”
　　作为立法会的主席，范徐丽泰对回归后两地的法制体系碰撞有着深切的体会。10年中，两法“碰头”没有碰出“一头包”，却在实践中碰撞出不少有益的思考和完善。她对这种“磨合”的前景有着相当客观又宽容的心态，并认为这种前无古人的实践将来有可能进入法律研究者的视野。
　　记者：两种法系之间的磨合，会更多地出现在某个领域吗？对香港是好是坏？
　　范徐丽泰：每一个领域都可能会有这种磨合，我们无法预计。可是这个过程会使我们对《基本法》的认识和理解更深刻，也使我们对自己的普通法系有一种反思。它们碰上了头，会互相产生影响。我个人认为是良性积极的，这种磨合等于对两种法系都是丰富的过程。
　　谈政职：
　　“不觉得有‘角色冲突’”
　　一边做立法会主席，一边做人大代表。无论在哪个角色群体中，她都是最特别的一个。回归以来，范徐丽泰在两种角色之间似乎游刃有余，其实她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某种平衡。在明眼人看来，这位香港政界要人10年来的谨慎平衡正如一面镜子，映射着“一国两制”最具体的实践。
　　记者：回归后您同时担任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，人大代表和香港立法会主席是否有角色冲突？
　　范徐丽泰：我坚持认为人大代表和立法会主席两个角色没有冲突。人大代表的工作是监督政府和立法，大多数情况下监督的是中央政府，立的法律是内地的法律。所以，在这方面，你看不到直接的角色冲突。
　　谈人生：
　　“评上NO.1好老婆很奇怪”
　　一名香港女高官，一名在政坛叱咤风云的女强人，却同时荣膺“第一好老婆”的称号，这种矛盾被奇妙地统一在“根本没时间做家务”的范徐丽泰身上。2004年是她悲喜交加的一年，就在她成功连任立法会主席后，相濡以沫多年的丈夫却因肝癌去世。那一周的立法会常规会议上，范太一袭黑衣平静如常。
　　记者：作为一名女性政治人物，2006年年底，您却被全香港的市民评为“NO.1好老婆”，您在家里会做家务吗？
　　范徐丽泰：被选上，我真的觉得很奇怪，事实上我的先生在2004年就已经离世了。也许大家觉得他在世时我们感情好，也许是因为我曾经捐过一个肾给自己的女儿。在家里，丈夫对我很包容；除了子女，他就是我最重要的人了。说到家务，其实我一点也没有做家务的自觉性（笑）。我和婆婆一起住，家务都是她管的。她已经85岁了，但是她很能干。
　　记者：如果可以退下来享受人生，您最想做什么？
　　范徐丽泰：我很喜欢旅行，特别是自己驾车旅行，我小时候的志愿是做个货车司机。今年春节我还和婆婆、小姑3个人开车去海南岛玩了10天，8个小时我和小姑每人开4个小时。路上有人认出我，认出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就合个影。
　　范徐丽泰
　　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。1945年生于上海，1949年随家迁居香港。1967年毕业于香港大学理学院，获理学学士学位。1971年获香港大学人事管理文凭。1973年获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学位。从1997年1月至今，历任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主席，第一届、第二届、第三届立法会主席。第九届和第十届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。
　　记者手记
　　不喜欢被称为“女强人”
　　坐在我们面前的范太，嗓门很大，声音洪亮，流利而抑扬顿挫的普通话让人诧异又敬佩。作为一名政界女高官，她喜欢穿着深色西装，但也不忘优雅，一枚亮晶晶的蜻蜓胸针别在胸前。
　　她非常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。采访时端坐着，左手轻轻地搭在右手手背上，一块白色的胶布从手指缝隙间露了出来。“手肿了，这是缓解痛楚的。”她一边解释着，一边迅速又悄然地撕下胶布，塞在沙发角落里，不让其在镜头前露出来。
　　早就听闻她快人快语，想不到是如此干脆利落，而且不回避任何话题。她的语速很快，对问题的领悟力惊人的强，多年在立法会上唇枪舌剑的经验让其思路逻辑异常清晰，我们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的话语几乎可以直接成文。印象更深的是她的严谨，说到当年一位人权组织成员批评她的英文单词“pathetic”想不出准确的中文表达，立刻找来辞典，现场和记者一起翻看，并自嘲“冷血”。
　　如果说在与这位政界名人对话之前，我还觉得她的从政经历多少有点传奇的话，见面之后我的所有疑惑就完全打破了——只因她说，不喜欢被称为“女强人”，“‘强人’就‘强人’，为什么要加个‘女’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