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1840年—1939年）著名的教育家与演说家。长期从事教育工作，担任学校校长职务。辛亥革命前后，他痛感国难深重，积极参加救国运动，多次发表演讲，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，被誉为爱国老人。作为一位教育家，他把“重演说”作为办学的四大特点之一，常常组织学生进行演讲训练与比赛。
马相伯具有高超的演讲技巧，其表达高谈雄辩，风趣幽默，常常是林场引发，妙语解颐，把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当时，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其演讲极力称赞，认为“马相伯先生不愧为中国第一演说家”。

清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因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，反遭教会幽禁“省过”，愤而脱离耶稣会还俗（但仍信仰天主教），从事外交和洋务活动，曾先后去日本、朝鲜、美国、法国和意大利等国。日本维新、高丽（朝鲜）守旧，在对照中使他深受启迪，认识到国家富强之术，在于提倡科学，兴办实业，屡屡上书朝廷献策，都似泥牛入海。光绪二十五年辞官回沪，住佘山，潜心于天文度数的研究和译著，并与弟建忠合著《马氏文通》，只署文名。他深感“自强之道，以作育人材为本；救才之道，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”，决定毁家兴学。光绪二十六年八月，将祖遗己产青浦等地的熟田3000亩捐给教会，亲立字据，规定该产业供作中西大学建成后的学生助学金。光绪二十八初冬，南洋公学（今交通大学）发生“墨水瓶事件”，学生集体退学。蔡元培曾介绍部分学生向马相伯求学，他遂于次年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，创办震旦大学院（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是其旧址），自任院长，二月初三（3月1日）开学。他曾号召：“欲革命救国，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；欲研究近代科学，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。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，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，请归我”。亲编《拉丁文通》、《致知浅说》等教材亲自授课，实行学生自治。肄业于此的学生有于右任、邵力子、李青崖、徐郎西和张鼎丞等名人。前此，于右任因讽刺时政，遭清廷缉拿，潜逃至吴淞，马相伯闻讯，亲自驾舟接到校中进行掩护。光绪三十一年春，耶稣会欲变震旦为教会学校，以让马相伯“养病”为由，委任法国神父南从周（Perrin）为总教习，改变办学方针，另立规章，学生大哗，摘下校牌，全体退学。马相伯看到退学学生签名簿时，老泪纵横，决意站在学生一边，并得张謇、严复和袁希涛等名流的支持，在江湾另行筹建复旦公学（今复旦大学），于中秋节（1905年9月13日）正式开学。马相伯任校长兼法文教授，聘李登辉任教务长。光绪三十四年，由耶稣会接办的震旦大学拟迁址卢家湾，马相伯仍以办学为重，不计前嫌，捐现银4万元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8处（当时价值10万多元），以购置吕班路（今重庆南路）土地100亩，建造新校舍（今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）。

辛亥革命前后，曾在东京任《政闻社》总务员，在南京任都督府外交司司长并代理都督，在北京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，任北京政府政治会议议员、参政院参政、平政院平政等职。在这期间，曾与章太炎、梁启超等发起创办“函夏考文苑”，与英华（字敛之。后为辅仁大学校长）创办辅仁社（即后来的辅仁大学）和培根女校。民国3年（1914年），马相伯子君远病故，学生们鉴于马公毁家兴字，家无余资，遂筹集万元为其寡媳、幼孙作教养费，马相伯却托人将该款移作启明女子中学（今第四中学）教育经费。袁世凯称帝后，他痛加抨击，认为“天下之大盗，莫大于君主”。民国6年南归，隐居徐家汇土山湾（后名其居所为绿野堂、乐善堂），著书谈道，不问世事。

九·一八事变时，马相伯已届91高龄。他深感国难深重，为救亡呼号奔走，发表《为日祸告国人书》，主张“立息内争，共御外侮”。他亲自挥毫作榜书、对联义卖，共得10万元，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。他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、不忍人会、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，被公认为救国领袖、爱国老人。在他家里召开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时，他特地写了“耻莫大于亡国，战虽死亦犹生”联语，与与会者共勉。

民国26年11月上海沦陷，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，冯玉祥、李宗仁劝马相伯移居桂林风洞山。次年，应于右任请，入滇、蜀，道经越南谅山，因病留居。民国28年是他百岁诞辰，4月6日全国各地和有关团体都举行遥祝百龄典礼。国民政府对他颁发褒奖令，中共中央特致贺电，称他为“国家之光，人类之瑞”。他给上海复旦同学会的亲笔信有“国无宁日，民不聊生，老朽何为，流离异域。正愧无德无功，每嫌多寿多辱！”语。他以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劳苦为念，把各方赠与的寿仪移作犒慰伤兵之用。他在病重时，忧国忧时之情更深。他说：“我只是一只狗，只会叫，叫了一百年，还没有把中国叫醒！”10月20日，他得知湘北大捷，兴奋异常，夜不能寝，病势加剧，11月4日溘然长逝。噩耗传出，举国哀悼。

1952年，陈毅市长派员陪同马相伯亲属去越南谅山迎回灵柩，安葬于当时新泾区（今长宁区境内）息焉公墓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毁，1984年4月6日，迁葬于宋庆龄陵园内。其著作大部被编入《马相伯先生文集》。